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人类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对于信息技术的应用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人们享受足不出户的各种便利服务，远在千里的商务对接瞬间完成，都是信息化时代给予的红利。传统以人力为主要劳动工具的农业生产，信息化也在不断地为其发展加码，要撬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大石，信息化是重要的杠杆。社会发展至今，信息技术在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国历来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比一直较高，截至2015年底，农村人口仍有5亿多，占总人口比重达44%，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是国家发展的重中之重，因此“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政府及社会各界非常关心的问题。从2004-2012年，党中央、国务院已经连续9年围绕“三农”问题颁布中央1号文件，并在其中反复强调要加强农村信息化建设。推进农村信息化建设，是实现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农业走向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而实践表明，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日渐成为引导农民增产增收，教育农民，繁荣乡村文化，连接农民与市场的有效组织载体。2004、2007、2010年的关于农村信息化的中央1号文件中都明确提出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在农村信息化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农民专业合作社不仅是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载体，而且也是农村信息化的组织载体。2011年11月颁布的农业农村经济信息化建设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信息化建设工程。2017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将发展农村电商单独列出，明确指出推进农村电商发展的重要指导性意见，而要发展农村电商，信息化建设必定先行。
自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以来，在各级政府以及农业专业机构、研究所的大力宣传推动下，农民专业合作社迅速发展，从2008年开始，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数量以每月1万家的速度在增长。据2017年工商总局最新统计数据表明，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有193.3万家，入社农户超过1亿户，经过十年的发展，农民合作社已经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新型主体，覆盖面广，平均每个村有3家合作社，入社农户占全国农户的46.8%。在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快速发展的同时，广东省农民专业合作社亦呈现强劲增长态势。截至2018年3月，广东省全省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4.5万多户，涵盖全省农林渔牧产业。而对于粤东地区，广东省政府也多次强调，大力发展现代农业，要鼓励发展农业合作社组织，加快建设电子商务平台，促进农业合作社组织运作向信息化方向转型。
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模化发展及合作社联合社的出现，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设、管理、服务中，传统的管理手段、服务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要求，信息化是实现农民专业合作社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手段。同时，作为一个由农民自发组合建立起来的合作组织，更能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组织农民更有效率，这个意义上，农民专业合作社已经成为完善农村信息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因此，本研究聚焦到农民专业合作社信息化建设的视角上，以粤东地区为例，通过实地走访调研，希望详细了解粤东地区农业合作社信息化建设的现状，总结信息化过程中取得的成效及良好经验，更重要的，是发现粤东地区农业合作社信息化建设存在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发展建议。
就理论意义而言，将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村信息化两个范畴结合起来研究，能够为农村经济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丰富农村经济理论。
就实践意义而言，粤东地区属广东省内经济欠发达地区，加快产业结构发展升级，发挥特色农业优势，提高农业技术化水平及信息化水平，提升农产品销量，提高农业经济水平是粤东地区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2014年5月，粤东首家农民合作社联合社成立，联合社和合作社联合会的成立，将单打独斗、各自为政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起来，共享信息、技术、资金、人才、市场等资源，壮大合作社的规模和实力，拓展农产品的销售市场。而到目前为止，它的发展现状如何，能否促进小农户与大市场的对接？它的发展中还存在哪些问题？如何才能加快它的发展？探求这些相关的答案是本文的主旨，对今后粤东地区农业专业合作社的信息化建设起到一定的指导意义，甚至对粤东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方向及策略也能提供一定的素材积累。
第一，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研究。
此类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可以简单分为实证和理论两方面。实证研究方面：Staatz(1983)、Sexton(1986)都采用博弈论的研究方法对合作社的决策问题进行分析。Staatz利用一个由N个异质性的合作社成员组成的博弃模型，对合作社的成本和收益分配决策进行分析。Sexton则通过构建一个人的博弃模型对合作社个人采取集体行动的决策和动机进行了分析，他的创新点就在于将影响因素内生化了。此后，Sexton（1990）在买方垄断的假设前提下，将市场结构、合作社社员制度和技术条件的影响考虑在内，分别构建了存在和不存在合作社的情况下，厂商利润最大化的价格决策模型。
理论研究方面：Fulton（1995）以加拿大的合作社为研究对象，认为随着加拿大农业结构和农业技术的变化，合作社的存亡问题令人堪忧。Cook(1995)则对Fulton提出的合作社存亡堪忧的问题则持乐观态度。他以美国新一代合作社为例肯定了合作社的生命力和对市场环境的适应性，认为合作社已经从“防守”转向了“进攻”。同时他还分析了经济因素变化中对合作社未来发展有利的一面。Lang M.G首先对Cook和Fulton的两种关于合作社存亡的观点进行了总结，其次通过对农业合作社未来发展的研究肯定了Cook的观点。Hendrikse和Veerman(2001)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对营销合作社中的合作社融资结构对社员控制合作社的需求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第二，关于农村信息化建设的研究。
Mark D.Partridge和Dan S.rickman(2008)通过对美国上世纪90年代后的边远农村的研究发现，农村的贫困与农村至大城市的距离有关，离城市较远会导致农村缺乏各种资源，加之交通不便，使得农村获得各种信息存在滞后性。
美国经济研究者Shivra J K.(2004)在对印度南部村庄进行农村信息化研究时发现，本地进行农村信息化的建设中存在着高成本的问题，并认为农村信息化建设应该得到其他社会资源支持。印度信息化技术人员Biswanath Giri和V K Jeevan(2008)指出，由于印度农民的知识水平普遍低，在印度农村普遍存在着封建思想和迷信以及信息化意识薄弱的现象，因此在印度建设和推广农村信息化模式，不仅要改变原始信息化方式，还要改变农民对信息化的认识，同时他们还强调政府在农村信息化建设中的宣传和引导作用。加拿大农村经济学者Agboola和Abayomi T.通过对尼日利亚广大农村的研究得出，尼日利亚农村的贫困不仅是物质上，更是信息上的，他们认为想要摆脱贫困，应该从提高农民素质、加强农村信息化建设抓起，应该以尼日利亚基础设施建设为起点，加强农村信息化，彻底改善农村贫困面貌。Rose Bini okiy(2003)则通过对尼日利亚农村信息化建设的现状和问题的研究，指出农村图书馆为农民提供了很多教育、政治和其他有价值的信息。
第一，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研究。
国内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研究也较为丰富，研究集中在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需求、当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规范发展对策方面等。
在发展需求方面，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研究。如张亿钧（2012）认为合作社能够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组织化程度、保护弱势小农户经济利益、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为解决“三农”问题做积极贡献。倪细云等（2013）认为合作社是农产品生产、销售的突破口，是农产品营销最为有效的主体，是农村最有活力的生产单位，合作社产品相比非合作社产品在成本上更具有优势。胡林春（2013）利用博弈论分析了农户合作行为，认为合作社是市场经济和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农户合作为寻求在市场中的主体地位的选择。袁忠贤(2010)通过分析提出，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为科研机构、技术推广部门与农民之间增进交流合作发挥了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郑丹，王伟（2011）则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中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和连接“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组织平台。
在存在的问题方面，学者们从运行机制、利益分配、外部环境等角度进行了大量的相关研究。胡经纬等（2010）认为，大部分合作社理事会成员取得利益的渠道只能是出售自己的产品或者通过产品交换获利，他们不能在服务中获得应有的报酬，影响了合作社负责人的积极性。张凯（2011）从制约合作社成长机制上分析，认为组织形式创新缓慢、利益协调机制欠缺、经营运行机制失范、形成发育机制扭曲等问题制约了合作社的健康发展。肖云，陈涛，朱治菊（2012）认为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出现了合作社成员在集体行动中不愿付出而坐享其成的“搭便车”现象，阻碍了合作社的发展，使内生型合作组织的形成化为泡影。魏巍（2013）在对北京蔬菜合作社调查中发现，在能人带动型和龙头企业带动型合作社内，由大股东说了算的问题十分突出。还有部分学者从笼统的角度，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如李云方，卢敏（2010）认为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存在普通社员的边缘化、绩效不明显或名存实亡、合作社运作不规范、制度设置不完善等问题。
在未来发展对策方面，不同专家学者在理论与实践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主要集中在合作社的组织管理、运营服务、外部环境优化等角度。黄祖辉，扶玉枝（2012）运用Bootstrap-DEA两阶段模型研究发现，在同一类合作社中，创新运用越多效率越高，他们认为，根据产品类型特征开展产品创新的同时实行多种盈余分配方式是营销合作社提高效率和增强竞争力的最佳模式。刘小童等（2013）则指出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的能人作为资本、技术和社会资源等关键要素的所有者，是带领农民抱团闯市场的领军人物，对合作社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应让他们参与到整个合作社的创立和运营中来。冯小（2014）通过考察当前的“合作社包装下乡资本”现象,认为合作社制度的运营需要与乡土社会政治生态相适应。赵晓峰（2015）通过研究提出，要切实保护普通社员或弱势农户合法的合作权益，就必须注入新的推动力量，打破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博弈均衡状态，推动合作制度的不断创新与变迁。
第二，关于农村信息化建设的研究。
我国农村信息化建设的发展开始于世纪年代末，相对国外比较晚。最近几年发展迅速，并引起了有关学者的广泛关注,理论成果主要涉及综合比较、服务模式、信息化平台、服务体系、技术应用、省市建设等领域。
鲁淑艳（2010）通过分析世界各国农村信息化工作特色，获得政府主导、健全法规、服务多元、壮大队伍等的建设启示。施韶亭、曾硕励（2010）通过研究国内农村信息化服务模式，结合甘肃农村信息化服务现状，提出农村信息化服务优化模式建议。张涛（2011）则运用SWOT分析法分析政府主导型、中介组织服务型、商业主导型三种农村信息化服务模式，成功提出三位一体的“钻石”服务新模式。王威（2012）结合农村实际开展服务体系建设研究，提出加强政府引导、整合信息资源、提升信息传输技术等建设策略。刘超清（2012）提出了利用技术建立符合农村实际情况的农村信息资源推广模式；赵伶例（2012）则介绍了IPTV(交互式网络电视）的关键技术、业务功能和用户接入方式，提出IPTV在农村信息化中的应用方法。田安国（2013）深入分析了黄网市农村信息化建设现状，并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对策。
当然，也有一些研究聚焦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农村信息化建设方面的作用研究。如王志军等（2007）以泰安市宁阳县乡饮乡为研究对象，研究了信息技术在合作社运作中各个环节的应用，并研制开发了包括网上办公系统、合作社农业专家系统和农村市场信息分析预测系统等子系统的乡饮乡农民专业合作社综合信息平台。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钱建平等人（2008）认为，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传统管理模式已不能完全适应发展需要，他们在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现代管理模式的基础上，研发了一种以磁卡为载体的新型农村合作组织信息化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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